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，有一批先行者跟着改革开放一起走向了更好的生活，走在人们生活的前端，同时大家的生活也跟着改革开放变得越来越好，关于改革的记忆你有哪些？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改革记忆主题征文稿3500字。
从小到大，经常听到一些人讲要爱国家爱集体时的一句话叫：“锅里有碗里才有”。如今，仔细想一想，人们在使用天然气和电热炊具之前，一般家庭的锅，包括人民公社集体食堂的锅，都固定在灶上，锅里需要煮什么，必须用碗或瓢舀进去。所以，我现在把这句话更正为：“碗里有，锅里才有；碗里没有，锅里更没有！”
同样，还有一句话叫“大河有水小河满”。这句话本身就不太符合科学，因为大河里水都是由一条条小河的水汇集起来的。所以，这句应该更正为：“小河有水大河满，小河无水大河干”。
学生时期学了中国历史后，始知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一百多年间，屡遭外强侵略欺凌，不是割地赔款，就是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。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仅用很短的时间，就占领了差不多半个中国。日本的飞机炸弹不仅丢到了重庆、成都，还丢到了双流。一百多年来，无数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、革命先烈，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，实现国强兵壮，或者是国富民强，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。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。那时候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所唱的一首凤阳花鼓词是：“泥巴房，泥巴床，泥巴锅里没有粮，一日三餐喝稀汤，正月出门去逃荒。”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小岗村人的生活状况。那时全国农民的生活比小岗村也好不了多少，绝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，那么那时国家又怎样呢？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中国进入联合国后，曾派一个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，得用美元。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，共找出38000美元，可见当时国家之困难。小岗村1978年底实行大包干后，1979年全年粮食产量13.3万斤，是该村1955年到1970年16年产量的总和，人均收入400元，是上年人均收入22元的18倍。随着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，农民的生活，也包括城市居民的生活，越来越好。而现在国家的外汇储备已过万亿美元，由此，我把人民与国家富强的关系总结为：“民穷国不富，民弱国不强；只有民富国才富，只有民强国才强”。
1979年小岗村获得了大丰收，可以说是一个神奇。农民的生活彻底改善了，人们应该为他们高兴才是！可是，在1980年4月底召开的芜湖会议，更是一边倒的肯定包产到户，姓“资”不姓“社”。当时的干部们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能和农民的利益想到一起？姓“资”就是意味着即将受到批判和彻底纠正这种做法，恢复到原来的集体所有制，这就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还在一个国营企业工作。那时职工的收入是“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好干坏一个样，干与不干一个样”。这三个一样表示不管怎么干，收入不会变化。人，都有一种惰性，既然收入不变，那就能少干就少干，能不干更好。企业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制，可是有的人干一两个小时，甚至报个到就走了，能干4个小时的都是很不错了。所以，企业的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。有个领导干部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就自告奋勇到一个下属单位抓生产，他首先在一个基层单位进行试点，实际上就是一种承包责任制。比如确定该单位一个月的产量定额，如果完不成，其差额部分，按一定比例给与罚款，在该单位职工总工资中扣除；如果超额完成，则按超额部分同样比例进行奖励。因为企业的产品原材料消耗是成本的大头，所以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也确定了一个定额。超定额部分按一定比例罚款，低于定额部分也按同样比例奖励。其实这是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，即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。这个办法实施后，一个月下来，产品产量比以前提高了很多，原材料消耗也显著下降。职工收入增加了，这里要特别说明，奖励其实是国家得大头，职工得到的是小头。但是，这个办法没有几个月就突然停止实施，原因是有人认为这样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。同时，该领导干部受到了批判、写了检查。
小岗村副大队长严宏昌召集18户签订的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中提到，因事发他愿去坐牢或杀头，只要求其他社员帮助把他的子女供养到18岁。其实这份协议是一份生死状，托后事的协议。从上面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。单凭破坏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这个罪名就够严宏昌受的了，幸好在一个月后的五月底，邓小平在一个讲话中肯定了凤阳县的大包干行为。从此全国99%以上的生产队相继实行类似的承包责任制，仅仅几年后，全国实行几十年的按人定量分配的各种票证，如粮票、肉票、酒票、糖票、布票、烟票等全部取缔，实行敞开供应。从此，全国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。
对“一边倒，到肯定包产到户，姓‘资’不姓‘社’”的现象，我认为当时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混乱的，甚至是错误的。用错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，必然把事情搞得更糟。如前面所举的一个企业的故事，其做法完全符合“多快好省”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，对国家、集体、个人都有利，许多职工都说好，但却被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停止。小岗村大包干后，村民足额上交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，也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，也无人再出门要饭，这对国家、集体、社会、个人都是好事，为什么会一边倒，肯定姓“资”呢？
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，经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，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。在共产主义社会，没有压迫，没有剥削，人人平等，没有尔虞我诈，人人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。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，无数共产党人为此而奋斗终生！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遥远的过程，所以那些提出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的人，是一些十足的无知者。那些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和“宁要社会主义的星星点点，不要资本主义的灯火辉煌”的人，说起来他们的革命，其实是一些假革命，他们连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资本主义根本不懂。毛主席1975年4月23日在姚文元的一个报告中指出：“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，有些人自以为懂了，其实不太懂，自以为是，动不动就训人，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。”这是当时的社会现状。
我们曾经把资本主义当成洪水猛兽一样来进行批判，真是谈资色变。当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，派出不少考察团到资本主义国家参观、访问、考察。特别震惊的是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、管理水平、产品数量和质量、人民群众的生活等，都远远超过我国。于是我国开始虚心地向西方国家学习，其成效显著。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是显性的。而一些隐性的东西，我们就很难学到。比如，近年来我国挖出不少腐败分子，他们贪腐的钱财，动辄几百万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。首先，我们不要低估那些行贿者的智商，他们一般不会做等价交换的生意，更不会做赔本的买卖。他们都是一些“钓鱼”的好手，一旦钓到一个腐败分子，就可能得到几十万、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的共同利益。当人们讨论我国反腐成就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，为什么那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少有腐败分子出现，而我国却频频出现？我认为腐败分子绝大多数缺乏耻辱感和愧疚感。至今我也没有看到那个腐败分子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耻辱和愧疚。
其实，一个有耻辱感的人，是一个对国家、对人民有责任感的人。而那些没有耻辱感的人，则多是些唯利是图者，他们为了点个人利益，可以既不要脸，又不要命。比如，趁主人不在或不注意悄悄拿人家的东西叫“偷”；主人不同意而强行拿走的叫“抢”。这个道理，凡是正常的成年人都应懂得。但是，最近媒体报道在一个景区，一个将近六十岁的人，看到景区内杨梅成熟了，就爬上树去偷杨梅，结果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。避险是一切动物的本能，何况人这种高级动物，近六十岁的人更应该懂得。按理说一般凡有耻辱感的人，会赶紧将死者送回家处理后事，遇到熟人问起死因时，还会撒谎，决不会说是因为偷盗杨梅而摔死。但是死者的家属，都不以死者的偷盗行为感到羞耻，反而向景区提出60万元的赔偿金。当地法院最终判景区赔偿4万多元，其中一个理由是“没有对采摘杨梅及攀爬杨梅树的危险性作出一定的警示告知”。我的天啊！照这样说法，在街道、道路两旁的行道树、公园、景区的树都要挂上“禁止攀爬”的牌子，否则，有人爬树摔下来受伤或摔死，树主人或管理部门都要赔偿医药费或死亡赔偿金。每栋房屋都需要挂上“禁止攀爬”的牌子，否则，小偷爬房下来掉受伤或死亡，房主人就要赔偿医药费或死亡赔偿金，类似需要警示的地方可以说遍地都是，难道警示得完吗？不过，我认为死者亲属只告景区，另有两个被告却没有告上法庭，似乎欠妥。如果死者曾经读过书，那些教过死者的老师和学校校长应该成为被告，假如他们当初教会死者识别危险行为，教会他不要有偷盗行为，那么死者就会知道爬树有危险，未经主人允许上树摘杨梅是偷盗行为，从而不会摔死。而这次摔死，说明当初学校老师和校长没有把死者教好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“教不严师之惰”。同样道理，死者的父母把他从小养到大，没有把他教好，这就叫“子不教父之过”，所以死者的父母同样应该成为被告。我们要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，就得每一个人从做文明人开始。由此看来，我国的教育还真是任重而道远啊！天下为人父母者，应该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啊！
人和其它动物一样，都有随意性，没有一定的约束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文化大革命中，曾经有段时间，公、检、法被砸烂，一切法律法规，包括宪法在内，都如同废纸一样，社会上就不断发生“打你活该，砸你东西该遭，抢你没商量”的怪现象。
近年来揪出的腐败分子，有的腐败时间长达十几年。在他们的腐败过程中，总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，为什么没有被发现，有的还边腐边升，是腐败分子太狡猾？还是广大群众的觉悟太低？或者是有关机构的检举箱挂得太“高”？或者是有关制度上设计有问题，社会为腐败分子创造了随意腐败的环境，一切制度对他们都没有约束力？这些都是今后需要急待解决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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